引言

最近，小白阅读了一篇PNAS 的论文“Policy Distortions, Farm Size, and the Overuse of Agricultural Chemicals in China”，觉得论文非常有意思，可译为《政策扭曲、农业规模与农用化学品施用量》。它指出了：我国农业经营规模过小，是造成我国农用化学品过量施用和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小白认为，它是分析生态、环境、卫生等领域的现象的政治学成因，探讨公共政策因素在其中作用的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论文，值得我们学习。

1 研究背景

化肥和农药等农用化学品的过度施用会破坏生态环境。数据显示（www.fao.org/faostat/），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药消费国。而且，中国仅在全球9％的农田，却使用全球30％以上的化肥和农药。因此，需要了解为什么中国使用的化肥和农药量要比世界其他地区多得多。随即，作者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农场规模的分布呈现高度偏向和扭曲。并由此展开一系列论证。

2 分析过程

首先，作者要验证农场规模和农药使用相关的想法，利用2015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CRHPS）数据，相关、回归后发现农场规模是影响中国农用化学品使用强度的重要因素。从统计学意义上，农场规模每增加1％，每公顷肥料和农药使用量分别减少0.3％和0.5％（P <0.001）。基于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和2006年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得到，农场规模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每单位劳动的作物产量）之间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图1）。

其次，作者使用1960年代至2000年代74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农业规模与每公顷化肥使用量显着负相关，但农业规模与每公顷作物产量无显着关系。

看到这里小白不禁提出一个疑问，在我国，农业规模越大，农药化肥的使用量越低，且农业劳动生产率（每单位劳动的作物产量）越高，而在世界范围内，前一个关系是相同的，后一个关系未得到证实，那么，正常的逻辑发展，应该是扩大农业规模，降低农药化肥使用量的同时还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不是好事一件吗。接下来看看作者如何结合政策因素，将这些情况说明吧。

作者认为，为什么农业规模和农药化肥使用量是负相关的呢？ 第一点，大范围的农业规模更容易采用现代化、机械化的农业装置，提高了这些技术提高了化肥农药的使用率；相反，当土地流转受到限制，土地面积无法夸大，农民容易发现，投入化肥和农药会比机械装置等技术更容易提高农作物产量。第二点，可能是因为，大农场主人更有可能具备跟高的农业技术知识，他的化肥使用效率可能就更高。为了阐明这两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作者使用了一个工具变量来提取农场规模和化肥使用强度的变化——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工具变量，即：耕地的合同规模（the contractual size of cropland，它是被分配的，与农民知识多大关系）。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CRS）下，集体农地的使用权是根据家庭与村集体之间的长期合同分配给农村家庭的。
随后，作者将土地政策和移民政策和农业规模联系起来。国际数据显示，农场规模、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GDP之间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农场规模、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城市化率之间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城市化率高意味着农村的人向城市流动，农村土地自由买卖后农业规模可能会上升。但这是国际趋势，就中国来看，实际上，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中国的平均农场规模有所减小，此后缓慢增加，这与发达国家的趋势大不相同。此外，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农场分布高度偏向较小的规模。 究其缘由，作者认为，HCRS和户籍制度是造成中国小规模农场普遍存在和持续的两个制度原因，导致了中国小农场的普遍流行和农田的分割。

3 研究结论

作者利用不同来源的农业调查数据，从我国化肥和农药等农用化学品的过度施用的现象入手探索其政治经济学成因。作者认为，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农业经营规模一般随着经济发展而扩大。在我国，由于劳动力市场和农地使用权市场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尽管我国宏观经济在过去四十年间快速持续发展，农业经营规模却没有相应扩大。因此，消除劳动力市场和农地使用权市场的资源错配，适度扩大农业经验规模，可以有效减轻我国农用化学品的过度施用问题。